丁晓宇:消灭一党制民主宪政诉求使中共战胜国民党赢得政权
2013-05-25 12: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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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一党制民主宪政诉求使中共战胜国民党赢得政权

丁晓宇

共产党的“消灭国民党的一党制专制独裁的民主宪政诉求”,使其掌握了人类社会中道义的制高点,有了号召人民响应的号召力,在国内战争中很快取得了在大陆的胜利,建立了政权,实现了建国。

对一党专制独裁祸国殃民的危害,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等有深刻的认识,精辟的概括,可谓妙语连珠,警句跌出。

针对一党独裁的危害,1946年3月30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一党独裁,遍地是灾。1944年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说:“ 各方面正在讨论这一宪政问题,我们很同意许多方面的意见,我们认为欲实行宪政,必须先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刘少奇指出,共产党及其军队“永远不会忘记革命的任务是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的民主自由”,因此,“凡是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区域,只要可能的话,就不能不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不能不实行三民主义的政治,不能不建立抗日各阶级的统一战线政权”。如果不建立这种抗日民主政权,就不能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他说:“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污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文章指出,一党专制是民主的死敌,党派只有竞争才能生存:“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党治结束之后,全国人才,才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派人士亦得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有人说,国民党有功民国,不可结束党治,使之削弱。不知国民党今日的弱点,都是在独揽政权之下形成的。当其他党派起来竞争时,国民党只有更加奋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趋进步。因此结束党治,不会使国民党削弱,只会使它加强起来。”

毛泽东主席声情并茂诚挚动人的一番对国民党元老黄炎培的王朝周期率高论,不仅使黄炎培茅塞顿开,认识到了一党专制的罪恶和灾难,美国式的宪政民主的美好和希望,并坚决地与一党专制的蒋介石政府毅然决裂,留在大陆与毛和向往民主自由宪政的诸党一起建立一个多党制的美国式的民主宪政政权的新中国。

正是这些民主宪政诉求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内战胜利!打垮了蒋介石,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怕的是,历史周期律一直像一个恶魔一样死死缠住中国,上演着“哀生民之多艰”的历史悲剧。后人不忘前人之师。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两千多年来,中国就在这样“哀复哀之

“成王败寇”

的历史周期律中轮回徘徊,人民就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历史闹剧中挣扎哀嚎!

        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民主宪政史告诫我们:凡是坚持了民主宪政要求,中国就进步、就发展;凡是搞一言堂、个人崇拜、权大于法,国家就倒退,人民就遭殃。

现今一些人污名宪政,打压民主,猖獗之气何其嚣张。对习近平主张宪政的围攻甚嚣尘上,大有篡而代之之势,这样逆世界潮流而动的倒行逆施

真是使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今转发王利平先生《中国共产党1949年前的民主宪政诉求》一文,带我们系统的回顾一下历史,使那些厚颜无耻的中华民族不肖子孙能够猛醒,从此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附:

王利平:中国共产党1949年前的民主宪政诉求

学者邓正来言:“记忆绝不只是一种历史性的回顾,而更是一种当下的立场和解释视角;记忆绝也不只是人们的谈资,而更是一个民族按其”自然的“(或”理想“)方式延续的条件之一,更是一个民族进行自我反思和批判的根据,或者说更是一个民族型构自己之未来方向的参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扼杀记忆或建构记忆才具有了重要性,才成为了一个民族发展过程中各种力量进行争夺的要害之所在。”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曾言:“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本文采用历史材料解读的方法,回顾中国共产党1949年前的民主宪政诉求历程。

 一、秉持民主宪政理念,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

  1、主权在民是实现民主宪政的根本

 1944年2月2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论选举权》,文章指出,公民有否选举权,是评判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主要的标准,真正的民主国家,人民都享有普选权:“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决不是民治国家……凡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就必须让人民享有选举权。”文章指出,选举必须是真正的普选制:“不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选举权,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选举权。”文章强调选举不能规定什么资格条件:“不仅不应该以资产多寡、地位高下、权力大小为标准,而且也不该以学问优劣、知识多少为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为人民所拥护,因而也就只有让人民自己去选择。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么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做投票的工具罢了。”

 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文章再次强调民主国家主权在民的原则。文章指出:“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一个国家是不是实现了民主,执政当局是不是有诚意实现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应有的权利,毫不保留地交给人民。”

 2、开放党禁是实现民主宪政的关键

 针对一党独裁的危害,1946年3 月30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文章指出:一党独裁,遍地是灾。1944年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说:“ 各方面正在讨论这一宪政问题,我们很同意许多方面的意见,我们认为欲实行宪政,必须先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刘少奇指出,共产党及其军队“永远不会忘记革命的任务是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的民主自由”,因此,“凡是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区域,只要可能的话,就不能不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不能不实行三民主义的政治,不能不建立抗日各阶级的统一战线政权”。如果不建立这种抗日民主政权,就不能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他说:“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污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刘少奇强调,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够选择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来管理。”

 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文章指出,一党专制是民主的死敌,党派只有竞争才能生存:“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党治结束之后,全国人才,才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派人士亦得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有人说,国民党有功民国,不可结束党治,使之削弱。不知国民党今日的弱点,都是在独揽政权之下形成的。当其他党派起来竞争时,国民党只有更加奋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趋进步。因此结束党治,不会使国民党削弱,只会使它加强起来。”

 1945年1月28日《新华日报》发表友谷的文章《是不是代用品呢?》,文章指出,一党专政下的所谓国会和舆论是“代用品”:“法西斯国家中也有国会,有舆论,但国会和舆论都在法西斯的统治包办之下--是代用品!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新华日报》还发表文章,对那些反对民主、维护一党专制的借口进行批驳。针对“国情特殊论”,1944年5月17日《新华日报》发表《民主即科学》一文,指出真理不分国界,民主适宜一切国家。文章说:“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针对“稳定压倒一切”论,1946年5月17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谁使中国不能安定?》,文章指出:独裁专制者希望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人民的安定,而仅仅是他们坐在压迫人民的宝座上的‘安定’。他们那个小集团可以统治全国、为所欲为的‘安定’。”文章指出:“中国人民早已知道什么是拨乱反治的办法了,那就是--停止内战!取消特务!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3、解除报禁是实现民主宪政的基础

 1945年3月31日《新华日报》发表《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文章指出:“在中国,提起‘新闻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据统计,国民党政府为管制报纸、通讯社、新闻记者及图书杂志出版事业、书店、印刷所和戏剧电影,颁布了二十九种特别法规……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民主的中国报纸,就厄运重重,动辄得咎。”文章收集了许多材料,文章指出,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有无言论自由是判断民主还是独裁的重要标准:“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一个国家,如果其所统治的人民没有起码的说话自由,则其统治必属独裁。而以现时术语称之,则为法西斯的专制,断乎不能是民主。” 文章指出:言论出版限制使人民愚昧和无知:“十数年来,因为检查制度的树立,使报纸的使命,未能充分达成……报纸之所提供于国人的,几乎全国一致、千篇一律!”这种做法的“终极的结果,便演成人民的无识和不知”“使人民的脑子一型化、僵化硬化”。 文章号召人们不做懦夫,不做奴才,使报纸为民主服务,“我们要建设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应从报纸能尽自己的责任、替人民服务、用公正的舆论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开始。”

 1945年9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时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九一”记者节所感》。文章指出,新闻从业者戴着重重的枷锁:“有消息不能报道,有意见不能发表,每天做应声虫,发公式稿,替人圆谎,代人受罪,在老百姓中间造成了‘报纸上的话靠不住’的印象,圆谎八年,把中国新闻事业的声誉和地位作践无余;而使我们羞惭的是在这么长的年月中,中国新闻记者竟默认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不仅不能用集体的力量来打碎这种铐在手上的链子,挣脱缚在喉间的绳索,居然有不少自称新闻记者的人为这种制度辩护,用国情不同之类的话来替这种制度开脱。”

 1946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陆定一的文章《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文章指出:“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糊涂。看德国,不是有成千成万人替希特勒去当炮灰么。” 文章又指出报纸有两种:“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

 1946年2 月18日《新华日报》发表何思敬的文章《出版法应是民间出版事业的自由保障书》,文章指出:“文明国之道路就在于使人民的才智有发展之可能和真正的机会。出版是文明的指标,但文明国决不以其政府出版物而自豪,文明国常以民间出版事业之兴盛而自豪,常以其民间出版物的品质之优良、种数与数量之众多而自豪。”文章还指出:“文明国在宪法中不仅保证人民思想、信仰、言论、出版之自由,而且明文宣告放弃检查制度或禁止采用检查制度。……出版法--真正的出版法就是人民自由出版之保障书,其任务在保障民间的出版事业有自由可享,在使民间的出版事业成为自由的事业,成为人民的自由的机关之一,成为文明的母胎。人类有了文字、纸张、书籍、印刷机、照相术、电报、电影以及各种电传技术等文化财产以来,全靠大多数人民能够自由使用,这批文化财产或印刷文明才算得到了最正当的使用,有了正当发展的机会。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近代文明的道路就是要建设一个进步的民主的幸福的丰富的持久和平的世界;因此,它需要文明的创造,因此它需要文明的批判和自由研究--健全的文明都容许文明的批评,它没有什么经不起文明的批评之理--而文明批判与自由研究就需要不仅在一个民族内而且在诸民族间自由的精神交通,人民的自由出版就是这样一个民族文明创造的交通机关。”

 4、西方经验是实现民主宪政的参照

 中国共产党认真对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民主经验。1943年4月15日《新华日报》发表短评《民主主义的利刃--美国的民主传统》,文章指出:“不论程度之深浅,美国是始终保有一种传统精神的国家,那传统就是民主。从华盛顿总统直到林肯总统,美国历次的战争,都是为民主而打的;美国目前所参加的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也就是为民主,应当是为民主。这原因一半是美国的立国是由于人民要求民主而来(独立战争);一半是从这个立国基础,使美国人得到一种体念,就是罗斯福总统对杰斐逊所下的评语:“杰斐逊对于人类之所相信者与今日之所相信者同:彼与吾人同信人类有自治之能力;任何帝王暴君独裁者之统治人类,均不若彼等之自治。” 这信念是美国两百多年民主政治的结论,不但是教训着美国人民,而且应当是全世界人类的教训。“毛泽东要求”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毛泽东强调中国人尊重美国人的民主理念,鲜明地提出:“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

 1943年7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纪念文章《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文章指出:“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1944年7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社论指出:“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在庆祝美国国庆的今天,我们相信,与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过去的工作一样,与罗斯福、华莱士现在的工作一样,我们的奋斗只能得到一个结果--胜利。”

    每逢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的诞生日,《新华日报》也常发表纪念文章。1945年4月13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纪念杰斐逊先生》,文章指出: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和倡导的《权利法案》,早已“成为整个民主世界的基本观念了。人有天赋的人权,人的自由与尊严不该为不正势力所侵犯与亵渎,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这从十八世纪以来,应该早已经是全人类共知公认的常识了。可是,在今天,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世界上还有根本不承认人民权利的法西斯蒂,还有企图用不正暴力来强使人民屈服的暴君魔鬼,还有想用一切丑恶卑劣的方法来箝制人民自由、剥夺人民权利的‘法规’,‘条例’,‘体制’;还有想用‘民主’的外衣来掩藏法西斯本体的魔术家和骗子,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个民主先锋的诞生的日子,就格外觉得自己的责任的重大,也就格外觉得杰斐逊先生精神的崇高与伟大了。”

 二、进行民主宪政实践,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

 1、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实践揭示,不能因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应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提高人民。

 早在1937年5月,陕甘宁边区就制定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先后制定颁布了选举条例。对选举,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非常重视,许多地方成立选举委员会、选举训练班,认真组织,积极培训。各边区都印行了大量宣传品,仅晋察冀边区就印了100余种报刊,像阜平的《大家选》,曲阳的《民选》,定县的《民主洪流》等。各根据地还组织了成千个村剧团、宣传队和歌咏队,他们走村串街,宣传选举的重要性,如晋察冀边区的戏剧《选村长》,用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说明选举的重要性。1939年2 月25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民主政治问题》,文章指出:“至于民众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培养,这自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要知道,民众的参加抗战动员,民众自身的民主生活,是他们受到训练和教育的最好、最迅速的方式。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在这种方式下,群众可以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把他们自身的教育和抗战事业,同时推向前进。”

 在抗日根据地,人们想出了许多世界选举史上闻所未闻的投票方式。村选比较普遍的方式是红绿票法和豆选法,此外还有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烧洞法、投纸团法、背箱子和举胳臂等。由于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尽最大可能保证选民行使民主权利,所以选民参加选举的积极性很高。根据统计,陕甘宁边区1937年第一次选举中,参加选举的选民一般占选民总数的80%,差一点的地区也在半数以上。在1941年的第二次选举中,仅据曲子县的统计,全县选民共25175人,参加选举的为20223人,占80.4%;另据吴堡第六区的统计,全区选民3505人,参加选举的为2961人,占84.5%;总计全边区参加选举的选民占选民总数的80%以上。截至1944年10月,抗日民主根据地人口共达九千万,都建立了选举产生的地方各级政府。边区人民通过民主实践证明只要有实行民主的决心,人民的文化水平低与不识字都不会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

 2、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实践说明,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并不是指一党包办,更非一党专政,而是确保社会各阶层共享政权。

 1940年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提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主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三三制”从1940年试行,到1941年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普遍推行。1941年2月,陕甘宁边区按照“三三制”原则进行了普选,选举产生了各级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共产党人在这些结构中只占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属于各阶级、各党派、各民族中赞成抗日和民主的非党人士。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选举第二届参议会议长和常驻议员,选举边区政府主席和委员,选举结果,常驻议员9人中,党员有3人;边区政府委员18人,其中党员6人,都只占三分之一。

 在“三三制”政权中,共产党虽处领导地位,但不是一党控制,更不是由共产党一党包办。董必武指出:“三三制”“这个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反对一党包办,反对一党专政,而和各党派、无党派的各阶级人士,更好地团结合作。”谢觉哉指出:“三三制是共产党约束自己的一个制度,人民不选或少选共产党员,共产党无权去要求他选或多选。但当选的共产党员若超过三分之一时,共产党就得辞去一些。为甚么要这样?因要革命须要有坚强的领导的党,而处于优势的领导的党,很容易走到把持包办。把持包办,不但广大人民不满意于当政的党,对党的本身,也很不利。党得不到群众的拥护,其党必归于失败。”在“三三制”政权中,共产党如何领导呢?中共对参议会和政府的领导,是靠“占1/3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如果说服无效,“党团意见未被参议会及政府通过时,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不得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可见,中共对“三三制”政权的领导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强制性的。

 综上,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秉持民主宪政理念并进行了积极地尝试,与当时正在执政的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形成鲜明对比,国民党便在民主宪政大潮中日益失去合法性,无法赢得大众认同,这便是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之所以能赢得具有美式装备的国民党之根本原因,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国民党逆民主宪政大潮,推行一党专政,最终失去大陆政权。国民党去台湾以后,蒋经国先生吸取国民党在大陆丢失政权的教训,主动顺应世界民主宪政大潮,推动台湾地区由一党专政向民主宪政转型,这样国民党即使下台也能体面在野,与其它政党和平相处,竞争掌权。因此,世界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任何政党欲长期执政,就要顺应世界民主宪政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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