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文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丁晓宇教授，出版的《中国崛起方略》一书，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轰动。这是一本有关中国发展战略的不可多得的好书。

   日前，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秘书长、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乃剑同志，专门长篇撰文，对本书作了高度评价。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文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丁晓宇教授，出版的《中国崛起方略》一书，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轰动。这是一本有关中国发展战略的不可多得的好书。

   日前，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秘书长、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乃剑同志，专门长篇撰文，对本书作了高度评价。

实现中国真正崛起 必须具备长远的大战略

——读丁晓宇《中国崛起方略》有感

张乃剑

      中国在短短的30年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前无古人的辉煌，积聚了几千年来所没有的物质财富。在奇迹面前，国人说，中国崛起了，外国人说，中国要称霸世界了。究竟什么叫崛起？中国真的崛起了吗？中国今后靠什么崛起？这一系列的问题，应该是对中国人民的严峻挑战。读了著名战略学专家丁晓宇的《中国崛起方略》一书，我们从中找到了答案，令人深醒，令人振奋。

    一、具备大战略思维，才能实现大发展的蓝图

    丁晓宇在《中国崛起方略》一书中，以大手笔的前瞻性思维，为中国未来发展，提出了中国城市化和城市集群战略的构想，在构建城市集群发展构想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构建八大城市群、海洋战略、建设海洋城市的具体设想。这些大胆的规划，其理念基础均来自于大战略思维。古人说，没有远虑，必有近忧，这种传世千古的哲理，教诲人们，不管干什么事情，必须事前制定长远的大战略规划。具备大战略思维，中国才能实现大发展的蓝图。远的不说，在我国近代史上，孙中山先生首次为中华民族振兴构建了治国大纲战略。实践证明，这一大战略显示了独特的生命力。毛泽东是大战略家，他在建党、建军、建国的大事中，每一历史关键时期，

他都为党和国家、军队提出了深谋远虑的大战略，使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邓小平同样是一个大战略家，没有他描绘的中国建立小康社会的战略蓝图，今天的中国，是不可设想的。那么，我们今天能否算得上是彻底崛起了呢？丁晓宇书中认为，中国目前所取得的成就，只能算是中国崛起万里长征途中的第一步，中国虽然30年达到巨变，但与中国5000年文明史相比，只是极短的一瞬间。书中用大量实例证明，中国从古至今，不断重复着盛衰的曲线。号称“康乾盛世”的清王朝，也未支撑300年。千年之前的宋大都东京开封，虽然辉煌过，但时间很短就变成一纸《清明上河图》，留下后人千古遗憾。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人类的四大发明，但是强盗却用我们的指南针找到了侵略中国的方向。他们用我们发明的火药制成利炮，轰开了我们的国门。他们用我们发明的纸张和印刷术，强迫我们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历史上那么多皇帝，真正从国家、民族利益的大计出发，制定长治久安大战略的，实际上只有两位皇帝。一是秦始皇，全国实行郡县制，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修建万里长城。这一系列的长远战略，一直影响至今，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和繁荣，奠定了2000多年的基础。今天统一的中国文字、货币、度量衡，一直是过去的延续。今天的行政区划，仍然是2000多年前的基本框架。遗留到今天的段残万里长城，虽然已经失去实用价值，但留给后人的国防安全战略理念，仍然具有新的生命力。中国靠毛泽东老一辈革命家大战略成功研制的原子弹，就是保障当代中国国防安全的新的钢铁长城。另一位皇帝就是隋炀帝，他领导开挖的南北大运河，长达1794公里，沟通了中国南北大通道，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格局。至今，大运河仍发挥了重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尽管秦始皇、隋炀帝当政后成为史书所传的暴君、昏庸之辈，但他们的大战略思维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却是永存的。与此相反的历史上众多的皇帝，打下江山后，绝大多数没有立足国家、民族利益，制定长治久安的治国方略，而是举全国之力，热衷于三件大事：一是建豪华宫殿，供其享乐；二是建豪华庙宇，供其烧香拜佛，靠神灵保佑；三是建豪华坟墓，为其来世安排。这些皇帝的共性都是得了“皇帝病”，他们的谋略立足点主要是保住皇位，防止篡权，世代承袭。但是，与其愿望相反的结局往往是父子仇杀，兄弟相残，君臣恶斗，宫廷政变不断，改朝换代频繁。人民只能在一朝一朝，一代一代的生灵涂炭中挣扎。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不断惨遭破坏。

    丁晓宇用历史学家的视角警示人们，中国现有的发展，并不是真正的崛起，中国的路还很长很长，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全人类相互依存性更加紧密。全球世界语（英语）相对统一，扩大了人类的交流；全球主要流通承兑货币（美元、欧元、日元、人民币等）的相对统一，加快了人类的物质交换；全球主权经济体管理机构的相对建立和完善（联合国、世贸组织、国际金融机构等），相对规范了全人类的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初步形成；现代通讯和交通工具的高度发达，缩短了人类交流、交往的空间距离。在这种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国家的竞争，民族的竞争，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残酷。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要想在新世纪和更长远的时期，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争做世界大国、强国，没有大战略思维，并付诸大战略行动，是很难生存的。大战略思维，是推动社会发展的软实力。因此，处在崛起起步阶段的中国和中华民族，面对今后世界的种种挑战，一定要从现在开始，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长远战略，我们不能满足已取得的成就，我们要放眼未来100年、200年、300年，甚至更加久远。我们不仅要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物质财富，还要留下战略思维的精神财富。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不断增强战略意识。我们需要更多大战略家、大思想家出现。我们需要建立激励大战略思维的体制和机制。我们需要有兰德、麦肯锡这样的世界级的大战略智囊机构。我们需要一大批从事大战略研究的专家、学者。目前，我们全民大战略的思维还很不够，我们创造大战略思维的体制和机制，还很落后，我们的一些人目光还很短浅。这种弊端，已暴露得很突出。其主要表现是，实施国家战略的言路还不畅通，制定国家战略的体制尚不健全。每当国家出现一些困难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行为，就比较明显。使丁晓宇感到担忧的是，现在有些专家学者，他们的研究动机、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往往不能立足国情，立足国家、民族的长远，而是唯上、唯书，迎合领导好恶，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盲人摸象教条诠释，从而误导舆论，误导群众，误导决策。我们不怕前进中出现的各种困难，但最怕的是，缺乏应对困难的大战略和决策失误。我们泱泱大国，不缺大战略思维的人才，不缺大战略的良策，最缺的是善于发现人才、爱护人才、培养人才、开发人才的伯乐型人才；最缺的是能够站在时代潮流前头，实施科学决策的领袖型人才。

    我通读了丁晓宇的《中国崛起方略》之后，理解了他的忧虑，对他书中提出的若干崛起战略，深感具有厚实的的大战略思维基础。至于他的各项崛起方略规划能否被采纳为国家战略，能否变成现实，我认为已不是此书的重要贡献。此书最大的价值，就是首先唤醒人们的危机感，打消人们胜利的优越感，增强人们的大战略思维意识，使中国能够始终在科学的大战略思维指导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华强国之梦。这是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行动，这是我们实现中国真正崛起的必然选择。

    二、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丁晓宇抓住这一标志性问题，从战略角度，对中国的未来城市化道路，进行了远景设想。他的设想是，中国要加强以北京、上海、广州、海峡（台北）、沈阳、郑州、武汉、成都为代表的八大城市群建设，以此促进中国的全面发展。这一构想意义何在，可行性如何？我们首先要搞清几个概念问题。

    所谓城市，是指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社会的大分工，在一定区域内，有一定规模的永久性居民，专门从事密集型的工业、商业、文化、服务业等劳动的集约性社区。通过永久性的集约社区，使某一社区成为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商贸中心、信息中心、人才流动中心和物资流动中心。

城市的最大功能就是促进人、财、物的大流通，是物质和精神产品的集约性生产平台，是商业流通的交易平台，是国家执政力量的行政管理平台。

    所谓城市化，就是城市非农业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例，比例越高，城市化水平越高。

    在搞清城市、城市化的性质、概念、功能的基础上，人们知道，一座城市的生存、发展，除了少数特殊城市在特殊时代背景、特殊人为因素条件下兴建外，一般城市的发展，都有一个自身的发展规律。即某一地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城市才有可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长起来。通过这一分析，我认为，丁晓宇的八大城市群构想是符合中国实际的。

    首先，从区域布局上，充分发挥了现有大城市的实力和功能作用。北京、上海、广州、海峡（台北）、沈阳、郑州、武汉、成都八大城市群，分布于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等四大区域板块，这一布局结构与目前流行的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区域划分有所不同，在保留东部三大城市群区域布局的基础上，强化了东北、中部和西部。中部强化了郑州、武汉，西部提升了成都，东北突出了沈阳。新增加了台北，把台湾岛纳入大陆发展的版图。这一新的构图如同一把弓箭，东部沿海从南到北以台北——广州——上海——北京——沈阳5大城市为一线，构成一个弓弧线，中部的武汉和郑州一线构成弓箭的放矢支点，成都成为弓箭的靶心。这样的一把弓箭图结构，其优势是充分发挥现有沿海城市的地理优势，强化沿海城市的集约型发展，通过梯度经济规律，促进东部沿海城市优势向中西部腹地转移，实施区域资源优势、科技人才、资本、市场优势的互补、互动优化配置。中部的地位，自古在中国就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俗话说，得中原者，得天下也。今天的中原区域概念已不是古时的范围，武汉等地区已经融中原区域经济区，加快中部崛起，可以带动西部保护性开发。我们注意到，丁晓宇在西部只选择一个成都，而没有把中央直辖市重庆纳入，仔细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重庆虽然是西部和长江中上游的一个重工业大城市和中央直辖市，国家行政资本投入大，但这个城市是典型山城，城市扩展成本很高，如城市人为扩张，对长江中上游的环境破坏、工业污染太大。同时，重庆是一个大农业城市，重庆所属的广大县域经济普遍不发达，缺乏腹地支撑力，小马难拉大车，而成都地处四川盆地，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称，是西部云贵川数省区的中心腹地，把这个城市做大做强，可以有力拉动、辐射西部的经济。

    第二，八大城市群战略，符合城市发展的自然规律。中国有句成语，叫做“价值连城”。这句成语不仅说明城市有价值，而且把城市价值作为评价其它物质价值的参照物。考察古今中外城市史，城市都是国家、民族兴旺的产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遵循一定城市发展规律，经过漫长时间成长起来的，是符合科学发展观原理的。现有的八大城市，在中国历史上，除了上海，绝大多数都是千年文化古城，具有中国城市的代表性。今天重新打造这八大城市，使之千年古城焕发青春，能够最大化地发挥古老城市的能量。通过八大城市群建设，拉动每个城市周边500公里内的中小城市发展，形成城市群、城市带，城市经济区。一旦这一格局形成，八大城市群的弓箭图张力就发挥出来了。这种发展模式，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城市发展规律出发考虑的。城市不等于高楼和大马路，城市需要规模性工业和服务业的支撑。城市重在质量，而不在于数量的扩张。城市更不能靠行政区划手段搞县改市，进行行政命名。大城市要防治大城市病，城市要防治泡沫化，城市更不能盲目发展国际大都市。近几年，西方一些研究机构和中国的有关学者，在研究中国未来城市化时，不顾中国的国情，照抄照搬西方的城市化路线图，为中国设计了一系列的城市化蓝图。其中有一幅重要的蓝图就是以现有的300多个地级市、州、地区、盟为基础，在未来20-30年内。建成100多座建城区300-500万人口以上规模的大城市，这是不现实的，是违背科学发展观的。

    中国需要加快城市化步伐，但绝不能盲目大跃进.一旦实行大跃进式和西方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城市化必然出现泡沫，中国的农业基础地位就会动摇，中国的区域资源配置就会失衡，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就会加剧。这种现象不警惕，是相当危险的。党中央、国务院从国情出发，提出区域协调发展的大思路，是具有战略眼光的。丁晓宇提出的八大城市群战略，就是基于这些因素考虑的。为了使这八大城市群战略更有科学基础，丁晓宇还构建了三大自然生态保护区的设想。一是青藏高原自然生态保护区，二是云贵高原农林自然生态保护区，三是三北农林牧自然生态保护区。通过三大生态保护区建设，为中国的城市群、城市带、城市经济区建设，提供了持续发展的地理条件、生态条件、资源条件，这种综合性的战略构想，是积极稳妥的设想，应该值得推广。

    三、海洋城市战略是一种超前性的科学构想

    丁晓宇在本书中不仅提出了八大城市战略，还超前性地提出了在中国构建海洋城市的大胆设想。根据这一设想，他在本书出版后，从2008年开始，又把对构建海洋城市战略的研究具体化，提出了“九龙出海”，建立海洋城市试验区，拓展人类第二生存空间的设想。“九龙出海”，是启动建立海洋城市规划的核心工程，即在我国沿海的辽、冀、鲁、苏、浙、闽、粤、桂、琼九个省区，各选一个海洋开发前景好的县市，建立以海洋食物链和产业链体系为主体的海洋城市经济试验区。

    丁晓宇的这一构想，是针对当今世界人类生存空间受到人口膨胀的挤压，生存环境受到气温升高、空气水源食物严重污染、能源紧缺、极端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等严重挑战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这种构想，具有人类拓展第二生存空间的革命性意义。我认为，这一构想，可以大胆探索，大胆试验。

    翻开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可以清晰地看到，每当人类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便随之改变。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改变，由落后向先进跨越，由低级向高级跨越，从而不断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衡量人类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科技发展水平，即人类征服大自然、改造大自然的主动能力。中国有实物证明和文字记载的文明史，已达到5000多年，在这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经历了狩猎为生、刀耕火种、人畜耕作、半器化、机器化的农业发展之路。进入21世纪后，现代农业已基本代替了传统农业，农田效益利用已发挥到目前的最大化，靠天吃饭的年代已逐步得到改善。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人口膨胀的压力达到最高峰，人均占有自然资源的水平，正急剧下降，自然资源危机成为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威胁。在这种大背景下，人类拓展第二生存空间，便成为必然的选择。这种选择既是人类智慧的选择，更是一种生存本能性的选择。我国是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长达1.8万公里，具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阔海洋空间。海洋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盐化工资源，鱼类、藻类等生物资源极为丰富，保护性开发潜力巨大，这为我们寻求第二生存空间，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性保证。

    中国经过30 年的改革开放，已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财富，同时，分享现代人类最新的科技发展成果，我国的科技水平已步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这对于实施海洋战略，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科技条件。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向海洋进军，我认为可以先易后难，分项进行、分期进行，分片进行，切不可盲目全面推进。如，海洋能源战略，应该加强勘察力度，从区位优势出发，分片、分期进行海洋石油、天然气钻探与生产，力争在本世纪内，使我国的海洋能源达到规模化，逐步取代部分、大部分陆地石油、天然气资源，降低海外进口能源的依赖。对于丁晓宇提出的海洋藻类等生物资源开发，要根据海洋区域生态和生物资源情况，有重点地进行保护性开发。同时，要进行海洋藻类食物的科技普及，加快海洋藻类食品的科研开发，引导人们对藻类食物的消费需求等。做好这几项工作，都要进行长远的战略规划和分期分批的实施规划。

    关于“九龙出海”实施方案，其指导思想是符合海洋战略宗旨的，但在试验过程中，不一定要“九龙”全部出海，大面积铺开。因为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实践中我们会发现、碰到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新情况和新难题。我们可以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先期在一、二个试验区取得经验突破，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扩大试验范围。这项工作，我们要做好几代人接力试验推广的思想准备和规划准备，只有把这项战略做细、做实了，我们全面实现未来的战略，才能有可靠的基础。我们的战略规划要经得住科学的检验和我们子孙的检验。

    总之，海洋控制能力、开发能力，是未来衡量大国、强国的标志。我们现在从基础抓起，早规划、早实施，应为明智之举。通览丁晓宇《中国崛起方略》，可以启迪人们的是，中国的崛起是历史的必然，实现中国的真正崛起，困难还很多，路还很长。中国的崛起需要当代人和今后几代人的不懈奋斗才能实现。有幸的当代人，参与了中国崛起的开路先锋，有幸见证了中国崛起的初步成效。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为到本世纪末和更长远时期的中国发展，做出战略性的宏伟规划。我们不能愧对我们的祖先，不能愧对我们的后人。具备这一使命责任感和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维，我们中华民族的崛起之梦，一定会早日实现。

（作者：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秘书长、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